今年是中国现代出版企业的典范——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为增加对现代出版的发轫及其历史轨迹、文化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丰富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认识,8月13-14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在北京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各高校、科研机构、文博出版等单位共七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据介绍,本次会议是迄今为止关于商务印书馆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研讨活动。
13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商务印书馆举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的有中国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的后人张人凤、商务前辈寿孝天的后人袁明、中国近现代出版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上官消波等文教和学术界代表。开幕式由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主持。
李岩、于殿利等从出版人角度,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传统及其对现代文化教育的历史贡献,做出精到概括,阐释了其“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立馆宗旨的现代文化意蕴,揭示了其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今人深入研究商务印书馆对于培育国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积极意义。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致辞)
洪大用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人大历史学院等参与发起和主办这次重要会议的文化史眼光。他强调,商务印书馆特别重视学术创新和文化传承,其120年的发展历程与近代以来中国新学和新思潮的发展基本同步,体现了现代出版企业践行时代使命的独特作用和典型方式,可以说为几代人中国人的心智成长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彪炳史册的精神支撑。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中国出版业的骄傲,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标,早已成为全球文化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符号。
陈平原在致辞中表示,商务印书馆作为成功的现代企业,其经营理念、组织架构以及管理方式固然让人叹为观止,但更令人敬佩的还是其理想主义的长久保持。他认为作为行业老大,商务印书馆并非每个历史时刻都能抢得先机,但总能迅速地自我调整,很快重返潮头。他强调商务印书馆的基本理念是植根中外文化,促成民族复兴,因而显得“持重、厚实、阔大,而并不以雄奇著称”。
在主题演讲中,原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原总裁陈万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周振鹤、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季家珍、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沈国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部主任张稷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等,先后围绕主题做了丰富而精彩的学术报告。
陈万雄以商务印书馆馆歌《千丈之松》的创作和内涵为题,解读了商务作为现代企业的文化精神;周振鹤精心展示和阐释了他所搜集的商务印书馆早期发展的各种珍贵资料,显示出商务印书馆历史的研究无限广阔的前景;季家珍以《寻找中国的普通读者》为题,研讨了商务印书馆版《日用百科全书》与民国时期知识文化的历史关系;沈国威和许纪霖一则就商务版《辞源》在汉语现代化中的作用,一则就杜亚泉与《东方杂志》在五四前后的命运,分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演讲最后,黄兴涛和张稷对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范本意义”,做了宏观的思考与分析。张稷认为,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文化平台和经济实体,关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构成了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时空场”,值得以多学科工具,进行全景式的整体史研究。黄兴涛则结合民国时期报刊界对商务书馆的有关定位称法,从文化特质和历史文化功能的双重角度,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一个长期致力于文化启蒙、教育立国和学术建设,自觉从事全方位的现代文化综合实践的特殊文化机关,是一个立足于出版业、声望卓著、影响深远的“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强调其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演进,长期发挥牵引、推动、激励和塑造的重要作用。他还以《中国论》等书的出版为例,对商务印书馆文化选择的特点和现代品格,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以回应大会主题。
8月14日,与会学者围绕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企业文化及其与现代教育、学术、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深入细致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