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所撷英｜人类学系教师廖越在《Cultural Anthropology》上发表重要成果
202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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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系科研成果取得重大突破！
我系讲师廖越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正式见刊人类学顶级期刊《Cultural Anthropology》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文章题目为“BITTER SWEETNESS: Compelling Greenhouse Farming and the Inter-Mobility among Middle-Aged Farmers in North China”。据悉，这是近年来以中国大陆高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在该期刊发表的唯一一篇论文，标志着我系在国际顶尖人类学期刊发表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该文章提出"居间流动"（inter-mobility）概念，揭示了华北中年农民如何通过温室农业，在“城乡”与“代际”之间开辟出一种独特的生存策略：以身体的在地“固守”，换取家庭命运的“向上流动”，进而在这一“甘苦与共”的道德实践中，重塑自身作为代际枢纽的主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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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刊载：《Cultural Anthropology》2026年第2期
作者：廖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系讲师
摘要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middle-aged Chinese farmers navigate their position between a highly mobile new urban elite and the traditionally immobile elderly peasantry through a set of practices I term inter-mobility. Based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Huanglu village, I explore how their adoption of new greenhouse technologies is shaped by both the shifting political-economic landscape of post-socialist China and their desire to align kin-based solidarities with emerging values of progress. I argue that these farmers use greenhouse farming to cultivate a strategic, in-between position, distinguishing themselves from the perceived stasi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while upholding familial commitments, unlike the perceived rootlessness of younger urban entrepreneurs. This inter-mobility is animated by an ethos of yongxin, which frames their entrepreneurial risk-taking as a form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The study highlights how China’s broader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generate not just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but also new subjectivities within its stratified mobility regimes.
关键词：greenhouse farming；mobility；inter-mobility；subjectivity；care；technology；peasantry；China
作者札记
本文作者、我系讲师廖越书写了文章背后的田野经历、理论思考和正式发表的心路历程，谨与各位同仁、同学分享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廖越：
这篇文章源自我的博士论文，算是我个人感觉写得最顺畅的一个章节。原因很简单：它的核心问题并非源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而是从田野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人类学常强调，要尽可能悬置预设，让田野去塑造问题——这虽是学科理想，却往往说来容易做来难。正因如此，我格外珍视这段经历。
初到兰陵，最吸引我的是那些高大而连绵的温室大棚，在平原上起伏延展，如同白色的海洋。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注意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从事温室大棚种植的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农民，几乎看不到年轻人。更令我困惑的是，他们对自己处境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珍视大棚带来的收入，会骄傲地向我介绍自己如何“用心”照料每一株黄瓜；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复叹息：“我们是被这些大棚困住了。如果还有更好的选择，谁愿意待在这里？”我不解的是：既然他们如此不情愿，为什么不索性离开？而如果他们真的“被困住”了，又何以能在这种状态中展现出如此强烈的能动性与创造力？
带着这份困惑，我开始在文献中寻找对话者。Julie Chu在《Cosmologies of Credit》中描写的福建农民给了我重要启发：留守农村本身被外出者视为一种“落后”的象征，而这种评价会内化，深刻影响留守者的自我认同。我的田野对象是否也处在类似境况？他们如何看待去南方做蔬菜生意的同村人，又如何看待自己留下的选择？这些问题逐渐将我引向“流动性”（mobility）这一理论视角。在博士论文初稿中，我尝试提出“secondary mobility”概念来解释这种矛盾情感。
2024年2月，我入职人大后，开始着手将这一章独立成文投给《Cultural Anthropology》。审稿人的反馈让我意识到，我之前的写作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盲区。他们指出，“secondary mobility”并非我的原创，这一概念实则源于难民研究，核心是多次物理搬迁——而我的研究对象恰恰不是这样的人，大多数人已选择返乡，且短期内不会再次外出打工。一位审稿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一方面说他们处于‘非自愿不流动’（involuntary immobility）的状态，另一方面又用‘secondary mobility’来描述他们——这两个判断之间的逻辑连接在哪里？”
审稿人的提问促使我重新审视田野材料。我发现，他们既不是难民研究中那种经历了多次物理搬迁的“secondary migrants”，也并非完全被动的“被困者”。他们的真实状态更为微妙：身体没有再次远行，生活却被重新激活了。他们没有离开村庄，却通过温室大棚与全国市场建立连接；无法外出打工，却用“用心”的劳作将高风险农业转化为对子女的代际关怀；留守原地，却凭借积累的技术专长，在不出村的前提下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就业邀请。这不是从A点到B点的移动，而是一种“在不动中体验流动”的可能性。我尝试用“inter-mobility”（居间流动）来捕捉这种状态：看似“不动”，实则通过技术、劳作和专长，在不物理迁移的前提下获得了对流动的控制权——可以连接市场，可以积累机会，甚至可以在原地决定是否以及何时离开。他们真正的困境不是“能不能走”，而是如何在不动中重新掌握对流动的（部分）主动权。正是这个概念转换，让整篇论文的理论框架得以自洽。
论文从投稿到最终发表前后跨越了两年多的时间，历经三轮大改。能够在《Cultural Anthropology》这样的人类学顶刊发表论文，是每一位人类学人的梦想。回望这段漫长的旅程，我由衷感谢我的博士导师Jeff，是他启发我提出了inter-mobility这个概念；感谢三位匿名审稿人，他们的批评毫不留情却又充满建设性；更要深深感谢田野中每一位接纳我、信任我的兰陵村民，是他们日常劳作中的那些叹息与骄傲，构成了这篇论文最坚实的根基。
